一个咖啡色的木质相框，里边是“外资审字【1980】第一号”批复告诉的仿制品，盖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出资办理委员会”的红章。它展现在北京航空食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北京航食）的三期配餐楼一层。

　　正是由于这份38年前的批复，1980年5月开业的北京航食才成为“001号”的合资企业。出资两边别离为我国民用航空北京办理局、香港我国航空食物有限公司。前者出资300万元，占股51%；后者出资288万元，占股49%。那时，合资企业是我国招引外商直接出资的仅有途径。

　　38年前的秋天，19岁的付燕君第一次到北京航空食物有限公司签到。那时的北京航食建立不到半年，在首都机场邻近，整个公司只要一栋二层小楼。

　　上班第一天，他就被分到热厨房。一进热厨房，这个小伙子就被震住了。那时，城里的饭店还在烧煤，但这儿的厨房现已用上了管道煤气。案台、蒸锅、炒锅是不锈钢的，清洁时用高压水枪冲一冲就好。通电的煎炸锅外有个旋钮，能够随意操控油温。这些现在看似往常的厨具，在将近40年前肯定让人眼前一亮。

　　市面上很少见到或就没有的食材就更多了：孢子甘蓝、甜豆、青芦笋等蔬菜都是出口级的；大块的牛排、羊扒来自澳大利亚、加拿大；从挪威进口的橘红色三文鱼；成箱空运来的大龙虾……“装龙虾的箱子里还放着坚持低温的蓝色冰块，本来都没见过”，付燕君回想。

　　走出厨房，公司里还有能供给热水的饮水机，周围放着一摞锥形的一次性纸杯，职工能够每时每刻取用。付燕君觉得，曩昔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场景遽然出现在自己的日子中，有点惊奇。

　　作为其时国内第一家的航空配餐公司，北京航食建立后敏捷占据了航空配餐商场。公司开业后1年8个月，内地就将300万元出资额悉数回收。

　　“这个合资企业能做成，最初仍是很不简单的。”从前历任北京航食常务董事的徐柏龄说。

　　1979年，47岁的徐柏龄是我国民航北京办理局局长。北京航食建立之前，飞机上的餐食都是由北京办理局之下机场的一个部属配餐间来做。30多名配餐人员，日均配餐600余份，仅供给三家外国航空公司。

　　付燕君记住，其时在一些旧式的飞机上，中式炒菜等餐食盛放在一个个铝制的大饭盒里，一致加热后再分给旅客。那种感觉，和一般单位里的大食堂不同不大。

　　为了提高国内航空餐食质量，其时也考虑过与境外配餐公司协作。“但协作首先要有钱，要有外汇。咱们民航没有。”徐柏龄说。

　　恰在此时，香港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和女儿伍淑清来到内地寻求协作。通过数月商洽，内地将机场路的配餐车间折旧作价300万元；港方出现汇288万元，用来购买设备。

　　在徐柏龄看来，港方供给的不仅是外汇、设备购买途径，伍沾德等人在食物制造方面的经历也十分宝贵。

　　在计划经济的年代，北京航食还会用到许多从国内采买的高级食材，“比方80年代的中餐里，就有葱烧海参、烧鱼肚、油焖虾。”付燕君说，“由于是合资企业，北京那时候就这么一家，有‘’目标。”

　　西式的煎牛排、奶油虾球、烧火鸡、鹅肝酱，日式的照烧鸡、天妇罗等，广受欢迎。而中餐范畴，烤鸭、软煎鱼、无锡排骨、锅塌豆腐等传统菜式也被北京航食送上蓝天。

　　到1984年时，北京航食已与美国、日本、瑞士等国的航空公司建立协作。在14家通航北京的国外航空公司中，除英航在香港配餐外，其他航线的餐食均由北京航食担任。

　　在徐柏龄的记忆里，北京航食创建之初，董事长、总经理由内地人员担任，副董事长、副总经理由港方人员担任。

　　除了公司高管，制造餐食的出产部、担任机上配送的航机部以及仓库、财政、人事等各部门都有从香港来的专业技术人员，“底子每个厨房、每种岗位有1~2名”。在汪峻峰看来，北京航食在用“师傅带徒弟”的方法仿制香港的办理经历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

　　本年40岁的北京航食出产制造部运转处副经理高豪杰，在1998年进入公司。其时，他刚从一家技校的厨师专业结业，以为来了就能够做小炒颠勺，但到了北京航食后，高豪杰才发现了自己底子进不了厨房，每天的作业就是在流水线年后，他才被获准去淘米、蒸饭，又干了一年。

　　这种新职工从最底层做起的形式，是这家合资企业的常规。高豪杰以为，这是香港人看中的“工作精力”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厨房里的东西也在一直在改变。航空配餐食物安全办理要求刀、铲、炒勺等厨房用具不能配木质把手，要运用易于清洁的不锈钢资料质地，由于木质的不易清洗，简单繁殖微生物；进入出产区域，加工间洗手要运用43摄氏度的温水洗手，为了不形成二次污染，一致调整为感应式水龙头。

　　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，北京航食严厉依照规范履行。汪峻峰说，其实在许多细节上国内其时没有一致的规则，但公司一点一滴地完善并将这些要求固化下来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规范。

　　1988年、2003年，京港两边又别离续签了15年的二期合同、20年的三期合同。北京航食副总经理汪峻峰以为，公司一直盈利、在重大问题上没有不合，是两边继续协作的根底。